文 / 施云翔(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研班教授)
先前，我以“论精神”为题来论述本人的感悟与思考，但觉这命题太“深沉”了点，亦改名为“论山水精神”。沉思片刻，又觉得此题目似乎又太“轻松”了点，后再试拟以“论民族精神”又感觉忽以提升到“民族”的高度，便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学术论题了。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理论家，只是一个普通的画家而已。我以为，历史学家还原历史，叙述历史时并不被许多人喜欢，而理论家阐释其理论时，公众更是不愿去穷究个中道理，甚至觉得理论是空洞乏味的东西，画家只管画画，工人只管做工，农民只管耕田，“理论”之事就交给理论家去做吧！
“理论是枯燥的，而生命之树常青”这句话是哪位名人说的？记不得了。总之，大众是现实的，只认生存之道。故我想我的文章首先要得其民心，就要改变一种阐述之方式。我倾向有人提议将理论和历史的叙述当成故事来讲，深入浅出，如果我的阐释能令听众读者在看完此文之后，对现实生活与文化传承产生一些启迪导向的话，抑或我的拙文亦能在当下“建设精神文明”的大时代背景下产生一点点作用力的话，那么，我也就知足了！
当然，以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我的论文不可能归属于严肃的学术文章，我以改变阐述理论为讲故事，未能免俗，这就象我的画“雅俗共赏”吧。
我这辈子除了画画，一生最大的爱好便是阅读，时常也写点小文章发表于报刊之上，虽也有论文被收录在相关文艺理论杂志当中。但我决不是一个学者。更没有想过要以“学者型画家”自居，对于史学家和理论家以及学术专家而言，我离“学者”这个高尚的冠名尚很遥远。再者，以学者的严格要求，能著书立说并有新的建树与主张，那可是需要下大半辈子的苦功才行啊。因为，我所理解的学者应具备以下四点：即有文人之思，哲人之智，史家之眼，豪杰之气。如此大智慧者，方可道尽学者之术。对此，我才疏学浅，对于我来说，多少算一点遗憾吧，不过，还好，我懂得“努力学习”这四个字的份量。现在有许多书画家忙于市场和人际关系，哪有心思静下来读书做学问，但逢人就一定要把“学术”二字挂在口头上。什么叫“学术”？我想，要是再不学就“无术”了。
今天，我以“论大千精神”为题，来强调我在精神层面的认知与感知，当然也包括我的个人观点。我知道《论大千精神》这个题目一旦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人们可能会即刻反应到：施云翔是否想大谈张大千的笔墨精神？
我说，这是一种思维的惯性，也是我今天撰写此文挥之不去的冲力，但不是原动力。我首先要申明，我做为大千先生的第二代传人，今天并非只想谈大千先生。时置当下学术界的焦点论坛是以黄宾虹先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和褒扬的热门话题，我不谈宾虹老人却去谈大千先生，对“与时俱进”的当下文化导向和精神指向是否有点“错位”？抑或有“不合时宜”之感？或者说有“哗众取宠”之嫌？这就象我的画风，有人说是，有人说非，众说是非，是是非非。不过，被人议论来议论去，我并不认为这是件坏事情。
因为，我有我的个性，我有我的原则，我不好跟风扎堆，惟善其独立思考。因此，我的思考决不是别人思考的附庸。我过去一直走雅俗共赏道路，不偏不倚，准确的说，我的艺术之道，则应归属于“中庸”。
什么叫“中庸”？“不偏不倚谓之中，不显不易谓之庸，中者正道也。”按照儒家的说法，我以为我走的是正道了。
因为一半为“雅”、一半为“俗”这就决定了这种“意识形态”和“艺术状态”的褒与贬。雅俗共赏为中庸之道，我选择了这条道路，这就选择了既被人“反对”又被一些人“拥护”的争议之中，因为我的艺术观念和审美取向的位置刚好处在雅俗之间即矛盾的焦点之上，广受争议，也就不觉为怪了。艺术的道路本来很宽广，按道家的说法是：“域中四大，天地人和，人居其一”。即上有天道，下有地道，中间以人道相合。儒家认为“亲民至善”就能“得道”，而“人间正道是沦桑”这是伟人的说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什么叫“悟道”？这其实就是一种觉悟。人，不怕不认识，就怕觉悟迟！虽然艺术家都有点“天份”，但再高雅的艺术都应该保留一点通俗的东西，那样才能接地气、接人气是不是？艺术家的语言可以通俗一点，这样可以去引领大众，但不能去迎合大众。迎合大众就是把艺术庸俗化了！
“迎合大众”与“引领大众”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些人至今没有弄明白。老子在《道德经》都讲“和光同尘”，更何况我们不是圣人，不是高人，只是尘世间一个俗人而已。“超然物外，胸无纤尘”，这些你能做到吗？还有“高硫净土，无尘无垢”，你的心境真能同古人、高人相齐平吗？不能。雅俗共赏虽然离“天道”很远，但我以为这却不失为一种高度。
不过，我今天要谈的主题，并不是要表述或阐释自己的艺术观点之是非长短，我要谈的还是“精神”这个有点沉重的命题。我想先抛开当下各类学术观点的争论，单纯的谈一谈“精神”这个核心的主题。
以大千精神而论，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它是人的精神；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它就是宇宙的精神。（我这里不是只说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我们历史上众多的文化先驱者何止大千一人）中国佛学称宇宙世界为“大千世界”，佛学讲“小乘气象”和“大乘气象”。小乘大意是由一佛先渡自己，后渡众生。大乘是众佛度众生。大千世界大和于太空之虚无，则为弹宗之“虚空”，道家谓之“太虚境界”。而人的本性、禅的心性、佛的佛性，即三生之性能大和园通于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游离物质的精神世界了。
这是暂且不谈佛家或道家的精神境界，我们直接先谈一个普通的人吧。
以前我在南方听人讲一个最动人的故事：说是60年代有对小情侣一起跑香港，偷渡时男的淹死了，女孩抓着男友的尸体继续往对岸游。——那就是为了一个目标，永不放弃！我们今天暂且不谈他们的生命价值观或价值取向，只谈这种精神，为了一个信念、一个希望、一个目标，他们在心里说：“为了那个理想的彼岸，我和我的爱人，一定要游过去，即使是死也要死在一起！”。我强调这种精神，它已经升华了……正是这种精神，彰显出一种人性的光辉！而我们今天好多人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可贵的精神。
《易经》上讲阴阳结合所产生的精神能量是强大的，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能，无所不成！天地开，必与阴阳合。
宇宙之开为“太虚”，天地之合为“太和”。过去，小日本“偷”走了中国的《易经》之论理，号称他们的民族是“大和民族”精神。后来他们又“挖”走了孔子的《礼·乐》之学说，扩建他们的精神文化框架。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故行礼者，君子也。非礼者，小人也。中国儒家之道，以中庸为正道。中国道家以中道为王道。即正道以中，上接天道，下接人道，中为王道。那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建立他们所谓的“王道乐土”，以制服整个亚洲，日本人借我“王道”之学说，为了名正言顺，便树立一个“天皇”来行大礼，不以己卑，反以己荣。认为自己比君子还“君子”，妄称自己为“太君”。上个世纪的日本以自己“大和民族”精神为荣孝忠天皇，入侵亚洲各国，他们“东洋人”与“西洋人”都认为我们是“支那人”、懦弱、愚昧、麻木、东亚病夫……日本人还“借”我道家的“天长地久”之精神，《道德经》：“天地之所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为此，打出“武运长久”的太阳旗号，甘愿为“天皇”而献身。这就是日本人的精神实质。他们“窃”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贵精神来武装自己灵魂……当然，当初日本人是否对中国文化有“窃取”之说，有人会认为这些说法有待考证。其实日本人是否取我中国儒释道精神，我们应当心知肚明。虽然我还没有认真去考查和研究过日本的民族文化，但查证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组阁原则，就有当时的当政者提出：“不知《易》者，不得入阁。”由此可见，日本人很早就在研究中国周代的《易经》了。可悲的是，有时候我们许多中国人自己不看重儒释道精神，读不懂《易经》。以为万事都听天由命，命运由卦来定就是《易》理，而不是自己去把握！
今天，我们反观历史，反省之下想一想，我们的民族曾经为什么会受难？人要学会多反省、多自省、方可得教训！我们曾经丧失了一些可贵的东西，自己却不知道，自以为祖先的文化底蕴深厚博大，就洋洋得意躺在老祖宗的文化摇篮里睡大觉，强盗来了，还没有醒来！
白杨先生过去写了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是指人性的弱点为什么老在我们身上“挥之不去”？他批评我们丧失了一种精神，要重振中华民族之雄风，必须树立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民族精神要自强不息，坚忍不拔，方可攻而不破。
《易经》上讲动能生阳，静则生阴，中华民族这个“睡狮”醒了，就是个“巨人”！
阴盛阳衰，是因为我们一直“静静”地沉睡不醒。除了日本，还有亚洲的韩国也很重视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韩国人甚至把我们《易经》的象征符号，易哲学的徽章“太极图”几乎是直接拿过去做他们的国旗标致，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五千年灿烂历史文化，今天还剩多少？
人家拣了我们的东西去发扬光大，我们今天作何感想？深思过吗？韩国人把中医拿过去改称为“韩医”。前一阵子，还要把中国的端午节拿去“申遗”，我们这才惊呼起来：那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嘛！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也不怎么爱传统文化，看不懂中国的水墨画，喜欢西方的现代装饰画，也不喜欢中国的传统服饰；喜欢洋装，甚至不屑中式古典家具，有些年轻人还喜欢那种新潮的“懒人沙发”；不热爱中国的春节，反倒热衷于西方的“圣诞节”。至于什么“情人节”、“愚人节”、“平安夜”之类，以及日本卡通漫画等诸多外来的“玩意儿”更是乐此不彼！
不要怪现在的年轻人不热爱传统文化，其实，传统文化从来没有真正走进现代社会之中。传统的绘画，传统的装饰，传统的家具，传统的衣饰，传统的节日，也没有真正的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一个民族的性格弱点要改变，就要学会反省。反观历史，不要忘了我们过去的苦难，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不能成为一个健忘的民族。我们要觉醒，并以史为鉴；我们要强大，就要鼓励我们的人民热爱自己的文化！
当然，日本人也要反省，反省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军国主义的灭亡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必然。谈起日本人，相信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难以理喻的复杂的情绪，但客观公正的说，日本人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们自信，好强，不堪示弱，也从不妄自菲薄。
日本的妇女至今都以穿上和服为荣，而我们今天的年轻女孩有几个能以穿上中国的旗袍引为骄傲？韩国妇女也非常喜欢她们的民族服饰，包括韩国男人喜欢开自己国家生产的汽车，而不崇尚日系汽车。现在不说亚洲的日本与韩国在文化经济领域里对我们有无影响，就欧美强国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渗透”和“入侵”，也依然在俏然盛行。如果我们今天再不醒悟，我们的民族文化就很有可能被今天的“列强”殖民化。
黄宾虹老人说：“物质文明之极，其弊至于人欲横流，可酿成残杀诸祸，惟有精神之文明，得以调剂而消之，至于余闲赏览，心旷神怡，能使百虑尽涤，犹其浅也，志道之士，据德依仁，以游于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用，相辅而行，并行不悖，岂不善哉！”
艺术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它既是民族意识的反映，又能反过来影响民族的意识，艺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意识形态，乃上层建筑，以其构建的不是物质的建筑，而是精神的家园，故文学艺术以其精神文明为贵，是人类最高精神层面。
秦以青铜剑戈之力健而撼人，体现的是一种霸悍之气；汉以石刻碑林之气厚而感人，体现一种厚重之气，这就是秦汉的意识形态与时代精神。以先秦到两汉，直到盛唐时期，艺术的主流都以阳刚之美和气势大美为精神导向。唐代的吴道子被称为“百代画圣”，他的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乃是气势磅礴的艺术。以秦汉的强盛到大唐的鼎盛，整个汉唐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都体现出一种磅礴大气。
可是，自盛唐至宋、元、明、清，阳刚大气的主流艺术开始转向阴柔趋势。文人画的产生，使雄强之气渐弱。从元四家之一倪赞提出的“逸笔草草，不求形式”，到明末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论”，均倡导以柔克刚。于是，中国的文人便开始主张以柔反刚，认为“刚”不过是“积极入世的外强”，而“柔”才是“逍遥出世的内美”。文人画追求抒情，潇洒，轻松，宁静，忘我之心境；士大夫更是在“忘我”的意境中下足了功夫……
从此，汉唐文化的雄强之气与浑厚之力被“平和阴柔，舒缓静净”的观念而改变，民族意识也随之改变。盛唐之后，北宋的气势仍存，但自南宋开始其气势渐弱，后来被外族的元灭亡，从元到明，明又被满族灭亡……直至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中山先生推翻了满清政府，艺术的主流才开始恢复了阳刚大气。
纵观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历史的规律是强盛、鼎盛、萧条、衰弱……再强盛，再鼎盛……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由此可见艺术的作用不可小视！艺术家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先驱。政治家说：“艺术家的作用往往可能动摇历史的支柱”。因为艺术是意识形态的反映，它的方向可能影响一个民族。审美观是一股潜流，它“强”则民族强，它“弱”则民族弱。历史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俗话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以人为镜，可照其内心。”一个民族的性格是长期形成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因此，一个民族性格的弱点，也是难以改变的。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不要让“健忘”消融了我们的意志。
当下现代社会，人们好像都在关注一些负面的东西，而正面的、正能量的东西往往被我忽视与冷落，甚至被嘲弄。然而大家都知道“文化艺术”以及“时尚文化”还有“消费文化”，都会使我们对生命的意识产生浓厚的兴趣。一方面，它提高了我们的感知和理解的能力，从而增进了我们的热情与智慧，也因而支撑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和人性的尊严，乃至个性的彰显；另一方面，一些东西却掏空了我们的智慧，膨胀着我们的欲望，使我们原本还算纯净的心灵变得庸俗不堪，道德沉沦，私欲无限膨胀，使人变得猥琐和丑恶。
人的精神，智慧，意识情感，伦理道德和美学标准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为什么会丰富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变得不再单纯，使我们堕落或提升？我想，那就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被他人的需求和个人的私欲所左右，因而变得分散和支离破碎。
可以想象，在大部分事物再也引不起我们兴趣的时候，我们会全凭习惯和需求来做事，文化艺术，或时尚文化，或消费时尚正好可以填充我们的空虚，我们的自我意识处于一种分裂，迷失，甚至消失的状态……但是，有时候我们还会遇到一股拯救的力量，那就是崇高力健的艺术作品，它让我们感知到一种美丽、崇高、卓越的精神，从物质文明的追求上升到精神的层面的追求，成为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的精神力量。这恰如我们爱上一个人，美妙的感觉非常强烈！通过这种爱的力量，我们可以重新整合原本分散和支离破碎的心灵世界。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热爱艺术，但我们可以要求我们的国民热爱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国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向国人传达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便肩负着一种文化职责，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便是儒释道精神。我说日本人在唐以前就非常崇拜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儒释道精神，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在秦汉之前有儒道两家思想，“释”是从印度传来的佛学，代表整个印度的文化精髓，它从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盛行于唐代，到了宋朝以后，印度本身已没有真正的佛学，而是被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教及婆罗门教所占据，佛学思想在印度式微了，要研究真正的东方佛学只有到中国来。我们都知道，华夏的强盛时期在于秦汉，鼎盛时期在于盛唐，那么，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中国的儒释道文化精神这根历史的支柱，撑起了我汉唐的精神文明及国家的强盛。
为什么我们不去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日本人很早就崇拜我们的传统文化？我前面说日本人“窃取”我华夏文明精神，并非信口而言。唐太宗曾经遣玄奘法师西行取经，只为弘扬佛法，与印度建邦邻之友好。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思想是“以礼道行，以乐道和”。让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过去日本人的思想道德观念，早在天宝元年日本圣武天皇就邀请鉴真和尚去日本传经，鉴真和尚是我大唐著名高僧，他为弘扬佛法，广结善缘，一片苦心，东渡日本传道送经，因为弟子的劝阻，连续四次都未能成行，甚至官府也出面阻挠，但终未能改变他的意志，直到第五次漂洋过海才到了海南，鉴真老人此时已双目失明，可他依然不改初衷，为布道传经结善缘超然生死而度外的精神，让日本天皇大为震惊！急派遣唐使团的船只接应鉴真东渡，终于在天宝十三年到达日本，后被奉为日本律宗始祖。鉴真最后圆寂日本，让日本从此领略到佛法的精神。
每当我翻开历史的这一页，作为中国人，作为华夏民族的后代和炎黄的子孙，我都会感叹中国人的善良和鉴真法师大无畏的精神。在当时，唐朝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致西方社会对东方的唐朝都是仰视的，而日本人对强大的唐朝更是唯敬唯恐、顶礼膜拜。
过去，日本人为了从唐朝输入先进的文化，以求自强，自贞观四年就开始派出遣唐使来华取经，到昭宗乾宁元年他们在这200多年间先后十几次派出遣唐使来华摄取大唐文化，以不断地丰富和加强他们政治、文化、宗教方面的精神建设。日本明治维新前学中国，维新后全面学西洋，开始建设经济和工业文明。同治六年，日本完成了漫长的“精神文明”和“工业文明”建设后，已逐渐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里加快了脚步，在经过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他们此时开始策划向曾经冒着生死危险向他们传经布道结善缘的中国人拟已发起进攻，一八九四年，日本正式向中国宣战，发动了著名的“中日甲午战争”。从此，中华民族开始蒙上巨大的苦难……
合上此页，我常常掩卷沉思，人家把我们优秀的东西拿走了，去发扬光大。而我们那些曾经优秀的东西却一度被我们自己不屑一顾，甚至要打倒，我们的精神力健因此而堕落，弱得不堪一击，别人正是用我们过去的强项打击我们的弱点，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可悲可叹的结果！值得我们反思。当然，日本军国主义取人之精元健气，转换为野心的无限膨胀，反向行动，必咎由自取，走向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在全面复兴崛起的进程中，终于动摇了世界的格局。中华腾飞了，西方人士称“中国模式”以一种新的形象在世界大格局中脱颖而出。也有个别西方媒体担心中国的强大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但我们决不是霸权主义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倡导和谐社会，善待拜邻，维护世界和平，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和愿望。中国的儒释道精神，它的理念难道不是讲一个“和”字吗？儒教化人“厚德载物，亲民至善”；道教化人“知天理明大道，顺应自然”；佛教化人“淡泊明智，淡定坦然”。此“三千世界”与释的彼“三千世界”大和起来，不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吗？而这个“大千世界”的精神，不就是一个和平的“和”吗？
“和则合，和亲乃众合，众合且如何？和则众生，不和则众伤众灭，故和为贵，以和为乐，不乐如何？”这便是我对“和”的理解与觉悟。我们现在提倡精神文明建设，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我们当下强调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自觉承担起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责任，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中华民族趋于强盛的时期，中华睡狮已醒，站起来就是这个时代的东方之巨人。再过百年，华夏的强盛定会步入鼎盛，完全可以预言，我们的民族将再次出现“汉唐”现象。
对于当今学术界坚持以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为主流，便是与时代关联的大方向，当代中国画坛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繁盛格局。学术界的争鸣、争论，反映出如春秋诸子百家争鸣的景象，这是群星璀璨活跃兴旺的文化大格局，我以为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北方以中原文化为主脉，追求雄浑，大气，阳刚，力健的文化精神；南方以江南文化为主脉，追求潇洒，温润，轻松，高古宁静的江南文人之情怀。当然，我目前走的不是文人画的路，这并不代表我反对文人画。我将来还有可能下江南去向南方的高人求学问道。只是在目前我以为，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强盛时期，“我们的时代目前最需要的是汉唐的豪气、壮气、大气、厚气、健气、需要阳刚的正气”。著名学者陈传席先生提出了这样的倡导。他强调阳柔阴盛之风不能抬头，担心有些情绪会削弱我们奋力向上的时代精神，甚至完全消解了我们的斗志。我们的民族还处于“发奋图强”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再沉睡下去，有识之士不能不加忧虑了。当然，文人画也反映出一种内美，一种精神的审视和生命的姿态，一种“出世”的谈定和坦然，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冷峻和大无畏的佛家精神，在消极态度中也彰显出一种高洁的人格魅力，这也是不可否认的。而我的观点是阴柔阳刚兼容，方能支撑起我们这个时代的风帆。
我的观念依然是“中庸”的。子曰：“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正道也。庸者，定理也。”中国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精神，这种属性决定了一个中国画家必然具有起码的文化素质和学养，其作品才能具备文化的感染力，如果一个画家的思想没有一点深度，那他的作品一定是空洞乏味的。
我不敢妄自标榜我的作品就是代表一种阳刚和大气，但我可以肯定我的作品亦不失内敛和柔美。五十多年来的笔墨生涯，除了对传统反复的梳理，我犹以崇尚当代大师黄宾虹、李可染、张仃、傅抱石等前辈们的开创精神。虽然我的画风主脉这根线是以张大千先生那里牵引出来的，但博采众家之长，使我的文化视野得以更大的拓展。我过去的老师是张大千先生的弟子，因此，我的作品自然有大千先生的影子。我以为，大千先生也是遍临传统，出神入化的高手，他先习石涛，八大之文风，高雅灵动，四十岁以后又去了敦煌，三年面壁，醉心于莫高窟，敦煌的文明对于大千先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敦煌是世界的艺术宝库，敦煌汇集了世界重要的文明体系，它是华夏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亚、中亚四大文明综合的圣地，敦煌过去的繁荣正是汉唐时期。张大千从敦煌回来后，又周游列国，画风开始演变……到八十岁后，他衰年变法直追高古汉唐之雄风，取青绿重彩之响亮而泼之，洋洋洒洒之大气，朗朗乾坤之阳光，又集大唐秦汉之力健，一气呵成，挥洒之中，无不彰显出时代的精神和大乘气象！
我以为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一种精神，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一种雄浑磅礴的精神，一种酣畅坦荡的精神世界。我们今天的作品所表现的精神世界，就应当是正大气象，中国气派！
大风堂传播的就是民俗民风中国风、汉唐雄风、盛世之风，以及和谐社会的和谐之气。如果说这种“风气”值得提倡，那么，大风堂及大千精神的正能量也值得我们去弘扬！今天我们的党和政府号召我们要“全面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就是要我们全民一条心，勇往直前，迈向我们民族伟大的复兴之路，高歌汉唐气象，重现历史辉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梦！
2014年10月于北京清华美院